中国人很聪明，也尤其注重总结，甚至多有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”的习惯。但是，几千年的文明史，为什么在现代文明中的贡献差不多为零呢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象呢？
　　也正因为现代科技力量的落后，100多年来，我们在政治上受人歧视和排挤，在军事上受人牵制和打击，在经济上受人制裁和盘剥，在文化上被认为落后而被瞧不起，更有甚者，认为我们是“劣等民族”。
　　我们怎样“认识你自己”，并科学地总结落后的根委，正是聪明人走出“围城”的第一思考。
　　西方人之所以在现代文明中胜出，就是善于观察、总结。然而，究其为什么会有这种善于总结思考的创新精神，我们却往往少有思考。其实，这不仅是一种哲学的批判思维，也是一种神学物化的思维。信奉上帝的保佑，是90%以上西方人的信仰，甚至美国历届总统的宣言和国情咨文的最后一句的祝愿也一定是“愿上帝保佑我们”，这种对上帝信仰的虔诚，让倡导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不解，甚至布什总统访华我国领导人也在问，“美国有那么多大科学家，他们最讲实事求是，为什么都信奉上帝？”上帝是我们平时讲的迷信吗？
　　信仰与量化演绎现代科学的严谨
　　纵观历史我们又会不解地看到，很多令人崇拜的大科学家，在他们贡献人类创新发明思维的智慧中，最虔诚的也是对上帝信仰。例如牛顿，爱因斯坦。
　　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感慨牛顿道：“做为先作神像”一生都未放弃神学研究，他对《圣经》、《神学年代学》等都有很深的研究。仅《圣经》就有150多万字的手稿，甚至在物理研究遇到困难时，就干脆设想“上帝第一推动”的假设。因此牛顿死后的墓志铭上这样写道：“对于自然、历史和《圣经》，他是一位敏锐、勤奋而忠实的诠释者，他用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。”
　　而爱因斯坦也怀着对《圣经》和上帝的崇拜，认为墓志铭对牛顿的评价的准确：“只有把他的一生看做为永恒的真理而斗争舞台上的一幕，才能准确的理解他。”正因此，爱因斯坦在晚年还创立了“关于宇宙宗教”的塑像，被搬进了纽约最权威的约和滨大教堂，并因此而感到自豪。
　　对上帝的信仰不止是近代科学家，包括当今科学界令人崇拜的，可以和爱因斯坦、牛顿相媲美的英国大科学家霍金，也被梵蒂岗教皇礼聘，在轮椅上做了教庭的院士。
　　信奉上帝的人认为，上帝本身就是一个大科学家，世界是上帝创造的。人类是上帝的创造物，由于偷吃了禁果，变得聪明，变得智慧，人类要不断探索上帝给予人类的完美，就要始终不渝的以此为信仰，而在探索完美过程中，又发现现代文明的创新离不开数学的量化。数量化后的认知，是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前提。中国人考虑问题更注意经验的积累，或叫“悟”，而经验则是一种个人感悟后的体会。这种悟到的知识是不精确的，没有量化后的严谨。而按数学规律去发现世界的自然规律，正是上帝给予人的智慧。要研究世界发展的规律，首先要认识这种规律中量化的作用。
　　究其天文学的许多问题都离不开数学方法，例如海王星的发现，小行星的发现，宇宙星系的变化等。
数学在医学和生命科学运用上也是典范，例如X射线（即CT）的核心也是利用了数学的信息理论，从而做出定量的诊断。
　　如果说语言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形体，而数学则给文化注入了理性的生命，没有数学的文化是没有灵魂的文化。没有数学的理论成果，就没有现代科技的文明。
　　灵魂是事物表现的核心，而这种灵魂的核心必须用严格的数学推理来量化，从而表现出内在的原理，以此产生不可否认的影响。我们说穆铁柱又高又大，适合做运动员，单纯这样讲很难说行与不行；如果说穆铁柱身高2.17米，而且十分敏捷，这种数字化的量化，给了人一种科学的严谨认同感。而刘翔之所以能平田径110米跨栏的世界纪录，他的1.89米身高正是跨栏最理想运动员所要求身高的数字。欧几里德的《几何原本》之所以2000多年过去了，没有人能动摇他的权威地位，说明这种逻辑推理的可靠性和严肃性，恐怕人类永远也摆脱不了它实用性的权威。
　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，剑桥大学数学博士斯图尔特曾形象寓言：我们的世界是数学为基础的世界，由于数学在幕后对我们文化的影响，使整个世界更加鲜活，不是吗？正是令人忘而生畏的数学和物理学的结合产生了电话；飞机的惬意蕴含着数学反映的雷达图象和信号处理方式；电视节目的精彩背后，却是三维几何学通过卫星传递的编码，来求解卫星轨道方程的数学方法；农民播种丰产抗旱的马铃薯或稻谷，也是统计学的理论作用在抗旱的遗传学中。因此，没有数学的文化是没有活力的。
　　数学的每一步推断，往往是现代自然科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医学、天文学等学科取得重要成绩的先导。
　　其实，所有发明的背后，创新精神的基础，都蕴含着这种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神学物化的创造力，这一切，也正是现代人才培养必须要把握的。
　　少有哲学的批判精神难以产生创新
　　中华民族虽有悠久历史，有天文观察，但没有天文学；有地质考察却没有地质学，没有地理学；有四大发明，但没有物理学和化学；甚至有画画，却没有美术学；有音乐，没有音乐学，不知韵律。朱载的十二均分率，不是做为音乐学和韵律学来研究。而且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，没有信仰只有祭神，更多的是儒学的“仁学”。究其源，没有数学量化后创新的探究。这种在科学的探索中缺少理性的信仰，少有哲学批判精神的成果的积累，从而导致现代科技文明的落后，形不成自己独有的科学体系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　　国学大师陈寅恪早在哈佛求学时就曾预言：“中国之哲学美术，远不如希腊，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，但中国古人，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，与罗马人最相似，其言道德，惟重实用，不究虚理。其长处短处皆在此，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，短处即实事利害得失，观察过明，而乏精深远大之思。”
　　时光的流逝已近一个世纪，正因为国人哲学批判精神的不足，和艺术创造风骨历练的缺失，逊色于西方科技与哲学、美学的现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，美国拿走了诺贝尔创新大奖的三分之二，而我们几近为零。究其因，陈寅恪大师对中西方的伦理和思维方式比较后，就曾明确地告诫过：重实用，没有探究思维，缺精深远大之思，“专趋实用，怎能谋长久之公益。则乏远虑，此乃必然也。”
　　而哲学的批判与境界的探源却促生了事物的发展。
　　这种没有灵性的创新意识物化后的思维，对一个民族的崛起越来越显示出消极的影响，在科学技术起步阶段，由于勤奋和聪明还能用经验积累起一些发明（例如四大发明），但在迈向现代文明中，将会感到力不从心。究其本源没有成为“学问”“体系”的探究，仅是在做学问三种境界之中迈出了基础的“即问之学”和“理解之学”，而离具批判精神的创造之学还有一步之遥，所推崇的仅是不断记忆，是很难有量化的提升和总结创新思考的哲思，例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二十四史》这些即问和理解之学是难以产生创新文化的，他们没有探究的文化信仰，更没有量化后的科学。
　　在中国几千年文化里，并不是没有创新的哲思，例如墨子哲学思想和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，但由于其思想不符合当时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，因而进入不了主流文化。而儒家的唯天命、唯大人、唯圣人，似乎更符合历代的统治思想，正是倡导了这种愚民文化，导致中国创新文化的沦丧。中国人不信宗教，不信上帝，但这种文化的潜移默化，却胜过了宗教和上帝的影响，而这种影响恰是为统治集团巩固政权所用的愚民文化。但文化一经深入到社会中，是很难改变的，因此文化先进，才代表现代文明。而西方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，就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开始，把理性数学以及数学的思想方法应用到各领域，正是这种理性的严谨和批判的哲思融合的文化，才不断产生创新的成果，甚至当时的国王带头学数学，“知识无坦途”就是针对国王要走捷径学习而讲的一句名言。
　　批判是哲学精神的基本把握。人在动物王国中的独树一帜在于人的智慧，而智慧又表现在语言上，而语言的奥秘在概念，概念的奥秘在范畴，范畴的奥秘又在逻辑。而何为奥秘，即事物规律的把握，理性的提升和哲理创新的维度。一个精通逻辑思维的人，也是一个懂得量化的人，用此来物化、以森林之大来看待树木之本，以批判的精神来推理事物的发展，树立新的概念，即是一个理性的现代人、聪明的人。
　　其实，不聪明没什么大碍，关键是要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聪明更重要。西方人靠哲学生存，并信奉宗教，宗教调整了西方人的思维，对原罪的救赎激发了它们的善行和理性信仰，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的行为，促进社会的和谐和进步。在上帝面前，首先做的是认识客观规律，研究这些规律，因而产生了众多的诺贝尔奖，可谓聪明人。其实，今天“西方的哲学死了”，就是非理性的功利主义占了上风，导致走向帝国后的四处扩张，而这个帝国的衰亡正是对原有文化信仰的一种背离，这正是其局限性所在。因此有人说，“西方哲学死了”。
　　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，所谓基督教精神就是200年前杰弗逊在《独立宣言》中宣布的为人人建造平等。这个平等，是在政府和人民之间，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这些无人过问的空间，起到对不能理解事物的精神拯救和上帝保佑，并使人人过上平安喜悦生活，也正是这座桥梁，达到社会最大和谐。否则，一个枪弹无管束的国家，人民思想的动乱将是十分可怕的。在中国，李洪志为什么能如此猖獗，就是信仰出现问题。信仰不只是精神动力，也是创新源泉。因此，信仰上帝，催生了创造动力，也正因为信仰才产生和谐，正因此，《圣经》一书才能在美国销量第一。有信仰的人，做信仰中事，才能走向创新与和谐，无信仰人则在很大程度上“难以摆平”自己不能满意之事，从而沦落成囚徒。查一下中国的监狱95%以上犯人都无信仰。那些坚定推崇法轮功的，甚至不怕坐牢，不惜家庭破裂的，其实是信仰的力量，只不过这是一种走火入魔的信仰。支持信仰的精神一旦成立，形成为信仰献身的行动就不足为奇，伊拉克每天都出现的“人体炸弹”其强大的动力就是信仰。
　　反思中国的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现状，不是没有创新的激情，而是少有探究本源的哲思；不是没有聪明的智慧，而是少有经验提升后的创造之学；不是不需要创新的大奖，而是创新文化的滞后；不是信仰的危机，而是信仰的杂乱，因此失去了一种能动的创新追求，和能与艺术并行的以信仰为取向的教育，其实这些正是今天的教育缺少的，也是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职业校长必须要把握的，更是现代文明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的考验与挑战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作者：王继华教授